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尧育飞

如果一位读书人无法参与主流文学世界的活动，却又不放弃文学创作，他将面临怎样的境地？如果他还必须与一般不识字或粗识字的民众打交道，他是选择与民众打成一片，加入民众的“杂字世界”，还是继续保持他精英文人的姿态，从事“文字下乡”（费孝通语）的工作？

在明清时期，许多地方的知县便是这样的读书人。他们的文字无法进入主流的诗文世界，然而诗文已经融入他们的血脉，他们只能继续对边缘地带的山水发出诗人的咏叹。身处繁忙的公文世界中，他们也试图改造周围的环境，让基层的文字世界的群体更为扩大。从文字推广的角度而言，他们的文字活动，有些类似于“文字下乡”。不过就他们本身的动机来说，这些活动不过是文人身份的自然流露，是他们的表达欲和职责驱动的结果。

晚清基层官员周长森的日记，就反映了这样一位读书人在文字世界中的挣扎。周长森（字莲叔，号甘菊轩主人）是江苏六合人，活跃在清代咸丰、同治、光绪年间。其所著《六合纪事》根据日记编成，记载咸丰年间江苏六合地区太平天国的战事活动，久为学界所注意。近年周长森撰写的另外两部日记《北上日记》《莅官日记》也已陆续出版。《北上日记》收入《蟫庐日记（外五种）》（卢康华整理，凤凰出版社，2016年）中，原为佚名抄本，据李军《抄本〈北上日记〉的作者及其史学价值》可知作者即周长森。该日记记载同治六年（1867）三月至八月周长森解饷至京师的经历。《莅官日记》，稿本四册，原藏首都图书馆，中华书局2010年印行《姚锡光江鄂日记（外二种）》收入整理本。《莅官日记》记载了周长森同治八年（1869）十一月至同治十年（1871）五月监护任江西崇义县知县任内事。此外，周长森尚有《甘菊簃诗集》等诗文集存世。本文主要以同治年间周长森两部日记《北上日记》《莅官日记》为对象，讨论晚清知县的阅读和写作情况。

周长森《北上日记》收入卢康华整理《蟫庐日记（外五种）》（凤凰出版社，2014年版）

一、舟中读与县署读

对基层官吏而言，读书并非他们主要的职业，因而在不同环境的影响下，读书的种类、读书的状态可能呈现十分不同的面貌。《北上日记》《莅官日记》这两部日记就鲜明反映周长森人生过程中差别很大的两种阅读状态。以所处的环境划分，《北上日记》呈现的状态为舟中读，《莅官日记》反映的读书状态则是县署读。尽管在这两段时间中，周长森都是差中读书，但其间的阅读旨趣却有较大差异。前者所反映的阅读状态呈现的是消遣和放松为主，而后者则带有鲜明的功用性目的。

同治六年（1867），周长森押解军饷从江西南昌北赴京师，一路上较为顺畅。对周长森而言，漫长的旅途需要一些遣闷的办法，读书自然成为他消遣的最佳方式。此期他所阅读的书籍，主要是小说。明清时期的读书人对于读小说解闷早有心得，他们常打趣这是“适趣解闷”的良方，这表明他们已经自觉认识到阅读小说是一种轻松的休闲方式。因为轻松，故而这种阅读主要受公事繁忙与否的影响。当公事清简时，他们往往有大量时间阅读；反之，公事繁忙，他们读书时间和所读书种类也大幅下降。《北上日记》清楚地反映了周长森的阅读曲线。

这年三月份，周长森押解的饷船主要在江西和长江中游航行，事务较少，他也进入小说阅读的“迸发期”。根据日记可知，三月十三日，周长森翻阅《说唐野史》全部，“漏下四下，始就枕”。三月二十一日,“日长无可遣闷，得野史《说岳》一部，翻阅至漏三下”。三月二十七日，“日内得野史《五虎平西》、《平南》等传，荒唐可笑，藉以遣闷。至漏四下。”短短半个月时间，周长森已经读完四五部长篇小说。由此可见，这一时期周长森的船只较为平顺，应酬也少，因而有大量时间阅读，而他本人对讲史的章回小说似乎情有独钟，且颇为沉迷夜读，往往读至凌晨方才作罢。

整个三月份，在舟中不足20天时间中，周长森总共读完8种书，分别为《说唐野史》《都门纪略》《坚匏集》《说岳》《西厢传奇》《五虎平西》《平南》《粉妆楼》，全都是小说。可见对周长森这样的基层官吏而言，阅读的目的主要在消遣，而小说便是上佳的消遣读物。例如三月二十八日日记记载，“阴雨继至，与殷都戎小饮，畅叙历年运事。复出野史《粉妆楼》一部，俚鄙无可采者，然其剖别贤奸，取义惩劝，亦作者之志也，惟不经之谈为可哂耳。”阴雨天无事，周长森和同行的殷姓军吏对饮，谈论往年运饷事情。估计兴致颇浓，周长森又拿出小说《粉妆楼》翻阅。《粉妆楼》为《说岳后传》的续书，嘉道年间“竹溪山人”所作。可惜周长森读后，评价不高，认为小说的可取处不过在立意醇正而已。然可想见的是，对周长森来说，雨天读小说，和雨天对饮闲谈并无多大区别。日记中这个剪影，也反映了底层读书人的真实阅读兴趣。

当周长森一行顺江而下经过南京，到达江苏境内大运河沿线后，行程较为顺遂，而事务也逐渐增多。四月二十六日，周长森一行从清江浦北上之后走陆路，此后日记中竟没有与读书相关的直接记载。仅仅五月十九日将抵河北清河时，周长森阅读了《清河县志》。此后两天，他还阅读了《白香山诗集》。六月抵达北京交卸军饷后，周长森才前往琉璃厂寻觅《瀛寰志略》。七月下旬，周长森乘船抵上海，再返回江西。此行结束，日记也随之作结。从周长森这趟行程看来，相较于陆路车行，舟中似是较为理想的阅读场所，而海运的火轮船由于很快到达目的地，反倒不是理想的阅读环境。

《姚锡光江鄂日记（外二种）》目录

当周长森于同治八年底抵达江西崇义县任知县时，他所拥有的阅读条件和所处的阅读环境已经发生较大变化。大部分情况下，周长森都在县署读书，偶尔下乡访察时，也能身处较好的阅读环境。由于时地的差异，此期他阅读的数量、种类均有别于同治六年《北上日记》所示。

与几年前的舟中读书相比，作为知县的周长森，阅读书籍的门类极大丰富，诗词、小说、史书、律令等书籍均囊括其中，而主要包括律例类、官场教材类、文史类等三部分（完颜绍元《日记里的县长读书》，见氏著《说官衙门道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130-132页）。尽管他仍然阅读《聊斋志异》等小说作为消遣，但这一时期周长森的阅读呈现一个极其鲜明的特点，即他的大部分阅读都带有明确的功利与实用目的，而作为纯粹文人的自由阅读时间则十分稀有。

同治八年底，刚刚上任崇义县知县的周长森，显然还没有完全做好当一名知县的准备工作。在这个月的许多时间里，他都慌不迭地看各类律例书籍。从日记记载来看，多数时候，周长森都是碰到类似案件，才匆匆翻阅律例书籍。看来，周长森的阅读颇有些临时抱佛脚的味道。例如同治八年十二月十一日，“灯下阅读《律例便览》，终二卷 ”。当天的日记还记载了民众募修官道事，日记又云：“沿山石脚一律铲平，宽必五尺，违者议罚。”显然，《律例便览》影响到他的施政。此后一个月时间内，周长森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钱谷刑名等方面书籍，因为，年底正是完粮纳税之时，他急切需要制定应对民众拖税抗税的办法。十二月十三日，周长森在“灯下阅钱谷册籍”。十四日，又在“灯下阅《福惠全书·钱谷部》”。第二天，周长森即“谕各乡书办勒限完粮”。从这里不难发现，周长森这一时期的阅读基本上是现学现卖。有时这些阅读活动发生在施政日期以前，这些阅读就是施政的准备；有时，相关阅读活动发生在行政活动之后，这些阅读活动看起来是就是在为一些行政不当做补救。例如十二月二十日，白天，周长森“签催各里欠粮。晚阅《处分则例》”。这条记载表明，周长森为无法完成完粮纳税既定目标而焦虑，试图从书中找出一些答案。

这种急就章式的阅读，在周长森而言，也是没奈何的事。清代的行政体系并没有培训上岗再担任知县的环节。周长森匆忙担任知县，处理这些复杂情况，除去周咨师爷外，只能通过阅读与实践不断摸索。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五日日记记载，“隆平劣生以催科时书差需索，欲乘此挟制官长，布散揭帖。爰翻阅《学校全书》，嘱两学训饬。改期于二十七日”。从中可见，《学校全书》一类书籍直接给周长森的施政提供了方案。由于这些刑律书籍一方面给他审理案件提供参考，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他的施政规避风险。无怪乎他如此倚重书籍。从这方面看，周长森治理崇义县不妨称为“书本治县”。

官员的身份决定了周长森的阅读总是身不由己，无法进入纯粹自由的阅读世界，他的许多阅读不得不随着公事的转移而发生变化。譬如同治九年三月初一日，周长森抵达江西南康，开始翻阅《南康府志》，发现府志“载王文成《茶寮碑》。而本县《志》不载，疏漏甚矣”。于是赶紧抄录。这又是在为崇义县修志做准备。八月二十三日，周长森“检阅县旧《志》，抄录王文成《茶寮碑》及《盐法疏略》各种……”《莅官日记》所载周长森阅读方志事，多半是为了编纂新县志而做查缺补漏工作。看来，对周长森而言，往往是有什么工作读什么书，而他在日记中记载读什么书，也往往表明他正在或预备办理一件新的差事。

在为了公务而阅读的宗尚之外，可怜的周长森毕竟没有忘记自己读书人的身份，和许多清代文人一样，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些自由阅读的日课。这些日课包括阅读《史记》《纲鉴易知录》《三国志》《全唐诗》等大部头著作。同治九年七八月间，周长森主要阅读《史记》，且每日标记所读卷次。不过，他似乎并不关心《史记》的文法，偶尔作论，也以人物品评为主。如七月二十五日日记云，“午后读《史记》，至《陆贾、叔孙通列传》，此二君为汉朝第一流人物，其智识高出绛、灌万倍，古今文人尚以此为法，所谓识时务者呼为俊杰也”。这种喜欢评点历史人物的做法，或许是区分读书人纯粹与否的一块界标。对周长森这样边缘性的文人来说，阅读带来切己的体验，可能才是他持续不断阅读的主要动力。甚至，阅读对周长森来说，有时候还具有治疗身心的功效。同治九年十二月初七日，周长森“阅《史鉴》，至‘唐太宗诛建成、元吉’，为之意境顿释。夫骨肉变乱，尚且如此，况其他乎？”。周长森之所以发出如此感慨，原因在于，这些天里，周长森遭遇门生上门索债闹哄的事情。在周长森看来，骨肉兄弟因为争权夺利尚且可以互相残杀，他与门生的纠纷又有什么看不开的呢？

总体而言，无论舟中读还是县署读，周长森的阅读难称广博。同治九年十一月十五日，周长森从本县谭姓训导手中获得《学政全书》见示，赶紧阅读一过。读“至‘搜访遗书’，知我朝文教昌明，度越千古，惜《四库书目》无从购买，而三阁珍藏久为煨烬矣，为之一叹”。通过《学政全书》，周长森才发觉清朝的文教昌盛，可惜，他连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也无法买到。

延昌《事宜须知》所载赴任的“备带书目”

周长森的阅读情况在晚清并非个案，而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。光绪五年（1879），满人延昌补授江西浔州府知府，他将自己携带的书籍一一抄录，包括《皇朝经世文编》《四库全书目录》《大清律例》《佩文韵府》《大清会典》《纲鉴易知录》《康熙字典》《渔洋精华录》《雍正上谕》《朱批谕旨》《啸亭杂录》等等。

这份书单至少包括50种书，此外丛书、经卷尚有不少，数量不可谓不少。这是由于延昌认为江西浔州地方偏僻，书不易获得，故而携带较多。此外，这份书单还记载了一些考试应用书籍如《钦定四书文》等等。延昌后来将此列入他所编的官箴书籍《事宜须知》中。《事宜须知》在晚清发行量很大，许多外放府县官员都以这书作为上任的指南，而这份晚清官员赴任时通行的行箧书目，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书单中的《律例便览》《纲鉴易知录》《学政全书》《圣谕广训》《聊斋志异》等书，也是周长森经常性的读物。看来，周长森的阅读可大致反映晚清一般基层官员的读书情况。

二、诗文输出与艰难的“文学下乡”

周长森的阅读带有强烈的功用目的，不仅体现于他的阅读主要服务于日常施政，也在于他的阅读明确地指向了写作这一目的。对周长森而言，阅读是写作最好的催化剂。无论做文章，还是写诗，周长森都十分自觉地先读再写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诗文典范不仅是阅读的对象，也是写作的导火索。读物作为周长森写作的指南，留下了确定性的证据和痕迹。《莅官日记》中包含许多周长森创作诗文的记载，展示了他试图将个人的文学创作融入地方社会之中的努力。可惜，对一个偏僻的地方而言，这种“文学下乡”的举动面临许多困难。日记记载周长森继续文学活动的诸多不利因素，反映了坚持文学理想的不易。而这些诗文也成为他在偏僻地方继续文学事业的写照。

周长森并非专门的古文家，但需要写作时，他常常能通过即时性的阅读，完成高效转化，最终结构成文。例如，在同治九年六月十四日、十八日两天的日记中，周长森都提到曾经阅读《古文汇纂》。周长森这两次阅读古文并非为了消遣，而带着极强的写作目的。此后十九日、二十日、二十一日、二十三日、二十八日、二十九日，周长森分别作了五篇文章《重修文塔记》《重建兵刑工三科房记》《重订书院章程记》《禁斗狮说》《上堡李盈浩再建石桥记》《重建署西厅屋易名金粟堂记》。周长森在崇义县任知县，正值太平天国战乱之后，百废待兴。战后的重建包括一系列土木工程，需要许多文章润色。周长森的许多文章也都是诞生在这样的重建事业之中。六月十九日，在撰写《重建署西厅屋易名金粟堂记》当天，周长森还在日记中写道：“雨中读古文铭传，各作清韵，琅琅与芭蕉点滴声相和。”点明了他为文运思的场景，透露了他对于政事和文章均感满意的自得心态。在这场雨声中，周长森体会到政事与文事相和，故他自己也颇感怡然自得。遗憾的是，周长森这些仓促写就的文章价值不大。然而，在周长森而言，这些文章本就是政务催生的结果，服务于眼前的具体行政事务才是这些文章创作的首要目的。在地方性文献尤其是方志中，类似周长森创作的此类“记”文大量出现。这也提醒我们注意：晚清许多的文章是诞生于这样的写作氛围。

周长森对文章也有自己的追求，可是过于频繁和大量的公文写作，让他来不及细细思考文章笔法。他对文章的感悟和体会也往往以一种粗线条的姿态呈现。试看周长森的日常评文，如同治九年正月十四日，“阅《南安府志》。新修者手笔太弱，‘列传’全用原稿，不加剪裁；其刻极讹舛，指不胜屈”。这些出自日记的散漫评点话语多为印象式的，表明对周长森而言，批评文章以直观的印象对付足矣，而不必细与论文。周长森之所以如此评文，可能由于时间仓促，也有可能由于日记本就随意写作。不过如果考虑到日记中详细记载大量诗歌，那么，背后的原因应当在于，对周长森来说，诗歌比起文章而言，更为重要。当然，文章的应用范围丝毫不比诗歌窄。在短短一年多的崇义县知县任上，周长森花费大量时间修纂地方志。尤其是同治九年十月底，周长森的文字输出即主要在写作县志物产、风俗、赋役、职官志、艺文志等等。可惜，可能因为这些文章篇幅太长，周长森并没有在日记中一字一句抄录这些文章。不过这却再度表明，就晚清读书人而言，诗歌因其篇幅短小和语言精炼的优势，仍是最为重要的文学体裁。

同治六年《崇义县志》（汪宝树等人纂修），国家图书馆藏

与文章不同，诗歌有着更为私人的属性，是表达个体性情更为自由和方便的文学体裁。对周长森这样的清代基层官员而言，人生始终在路上，行旅是生活的常态。对周长森这样仆仆风尘的基层官员文人而言，他的相当一部分诗歌也是“在路上”诞生的。以《北上日记》为例，在不适宜读书的陆路行程中，周长森创作了不少诗歌，其中尤以题壁诗较为突出。同治六年五月三日，周长森抵达李家庄，读到旅店壁间某女史诗，觉得“清婉有致”，于是赶紧抄录下来。其中江都汪子仪的诗歌勾起来他的回忆，于是赶紧在壁上题诗一首，末联云“为问丁吟诸女伴，挥毫亲见有谁曾？”第二天，周长森行抵半城旅舍，吃了麦饵瓜蔬。又不禁题壁云：“蒲香谁泛酒，食饱又长征。佳节中天届，劳人触热行。狂风迷日色，崩石走雷声。问询入山路，崎岖第一程。”他把一路的行旅概况描摹而出。就这点来看，诗歌源于旅途，诗歌创作在路途上，而诗歌最终也呈现于旅途中旅舍的墙壁上，最多在行旅日记留下一份副本。对清代第一流的诗人，或者想在诗坛努力奋斗的诗人来说，他们在此可能面临极其艰难的写作困境，即“选取日常题材来写作是无可选择的选择。可写作一旦沉溺于日常生活的庸常，就是自我超越的绝对障碍，这时，如何抵抗日常经验对诗歌的风蚀就成为摆在诗人面前的首要问题”。（蒋寅《生活在别处——清诗的写作困境及其应对策略》）但对周长森这样的文人而言，他从来不把这种生活化的诗歌写作视作难题，因为他从不反思这种写作有什么问题。对周长森来说，诗歌从旅途而来，诗歌也回归旅途。他在写这些诗歌时，一点也不担心过于沉溺于庸常的生活，而仿佛有些享受地沉浸其中。

对周长森而言，诗歌写作是一项孤独的事业。他在崇义的诗歌，大半都在路上创作。就是在这种状况下，在崇义任知县时，他的诗歌遍布崇义大大小小的地方。例如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前往尚德里查验命案等，度过五爪岭等地，即有《途中偶成》《雨中度五爪岭》等诗。其中《途中偶成》诗第三联云：“村农夹路看官长，野店逢墟闹里邻。”颇为纪实。这些诗作多诞生于办理公务路上，以艺术成就而论，固然不佳。但就周长森个人而言，诗歌却忠实记录个人的行踪，也一并记载了施政的举措。如同治九年正月十二日日记云，“课僮插芙蓉十余枝于河侧；园东修竹，为荆棘缠蔓，芟之；移桃树种于庭南，补地之隙”。此时周长森修葺县署园圃，日记即载有四首《即事》诗，记录此事。其中第三首诗云：“呼僮剪竹插桃枝，位置园林四面宜。别有扶良锄恶意，删除荆棘莫教迟。”周长森所作的诗歌与日记均记载此事，可以视作经营园林的两种文体。这一事件既用日记的闲笔端记载，也一并通过诗歌写出，可见，在周长森心目中，诗歌与日记一样，同样是日常文字输出不可或缺的渠道。于是，周长森的文字输出的两项日课就摆在面前，一是日记，一是诗歌。他的日常文字输入，就是那源源不断的阅读。围绕文字，周长森不断输入，不断输出，努力维持日常文字世界的一种平衡。

在很少有机会和人交流诗歌、文章的崇义县，周长森孜孜不倦地从事文字工作，一方面写作私密的日记作为备案，另一方面，小心翼翼地维持自己的文学世界。从日记记载来看，周长森的诗文创作在当地没有激起任何反响，在文学史上，更无法占据什么地位。无论他在日记中如何自得于自己的诗文，都只是个人的独白。对周长森这样的基层官员文人而言，他前往崇义县本身可视作一次“文学下乡”，可惜并不算成功。离开崇义县之后，周长森的文学交游似乎重新恢复。例如，同治十一年辞官以后，他曾给浙江石门人吴朔的《得秋山馆诗抄》作序。

三、联语作为“皇权下县”的文治手段

崇义县位于江西西南边陲，明正德年间始析上犹、南康、大庾等地置县，隶属于南安府。散落于这座崇山峻岭之间的崇义县文风并不盛，故而在这样的县城推行文治，所谓的“文学下乡”很难行得通。通观周长森《莅官日记》，其与当地士绅诗文往来甚少，诗文在陶冶性情方面的作用多止于自身。不过，这部日记却保留了大量的联语，这些联语完整地参与了周长森在崇义县的施政，并成功地嵌入了崇义的山水之中。作为一种相对边缘的文学样式，联语由此承担政教渗透基层的功能，无形中也起到“文字下乡”的作用，也不妨视作“皇权下县”的文字反映。

《崇义县志》所载舆图可见崇义县的丘陵地貌

清代是中国对联发展的鼎盛期，无论创作还是对联的研究都取得丰硕成果。许多著名文人均参与到对联创作中，并编撰联语集、联话集。清代对联风行的背后，前人认为有三方面主要原因，分别为：“元明以来小说的流行带动了对联的传播”、对仗启蒙读物“推动了对联的发展”、“对子摊的流行”。清代的联语也呈现出四个新的特点为：“越写越长”“越写越巧”“使用越来越普遍”，以及对联独特的整套声律规则发展得愈发完善。（余德泉《中国对联通论》）前辈学者已经注意到清代对联写作日常化的新趋势，并将背后的原因归结为元明以来通俗读物的流行、文化行业（如对子摊），实则已经注意到明清通俗文化的流行对对联兴盛的重要影响。但这种分析主要考虑对联的阅读和使用者，并未集中关注对联的创作主体。在明清对联的消费者一端，是随着识字率提升而日趋广大的能识字的民众；在明清对联的创作者一端，则是上册及中下层广大文人的创作，其中尤以基层官员文人的创作最为关键。如果排除掉文人出于文字游戏所作的大量对联外，如周长森这样的基层官员文人，创作对联就主要是为了适应基层治理体系。

周长森上任之后的重要举措是重修书院。在规划书院复建过程中，为书院各处场所拟对联，也成为他的分内之事。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，周长森在下乡视察工作的轿子中，周长森拟好了书院对联。对周长森来说，对联往往应工程而生，工程完工前，联语早已预先准备。周长森在任内重修崇义县署，其中西花厅十三日动工，定于十九日寅刻上梁。三月十八日日记中记载：“署前丹桂一株，婆娑数百载，拟工竣名之曰‘金粟堂’。作楹联云：‘丹桂四时荣，生粟生金，是天地养民根本；青山千古在，谁宾谁主，借烟霞遣我吟怀。’亦见余之作达矣。”这种作对联的行为，也往往能衍生出诗歌创作，有时甚至可以为作诗起兴。在金粟堂中，三月十九日，周长森在署前清坐，即得诗一首，其中一句云“作吏此生难免俗，入山非隐竟能深。”所抒发的情绪显然是昨日情绪的延伸。在此，联语不仅在体式上成为诗歌的前导，在情感宣泄上也为诗歌作了铺垫。当然，有时候，对联也可能是诗歌创作以后诗思余绪的产物。同治九年十月十三日，李少文请周长森题《庾岭探梅》《芝草重生》二图。周长森题诗以后，意犹未尽，“复作楹联赠之，曰‘青莲老去饶吟兴；红豆春来系远思。’”联语在此就成为诗歌的尾巴。

同治年间崇义县署的基本格局

比对联和诗句更为轻松的创作，是题写横额，或一字，或俩字，或三四字不等。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，“‘金粟堂’额成，长联亦至，空斋默坐，觉‘山静似太古，日长如小年’二语，确切此境”则表明，联匾的经营是物质建设，所带来的成效却是一种精神享受。以联匾等命名之后，这方空间就属于作者。无论记事或是作文，这一方天地从此都有了明确的标记。周长森命名心范斋、金粟堂等之后，日记中即有“静坐心范斋”（八月十四日）、“金粟堂桂花盛开，香气喷射”（八月十七日）等记载。通过联匾命名，这些景观也因名而生意，最终成为吟咏的对象和媒介。如九月二十四日日记，周长森即作诗《夜坐心范斋书怀》。

《莅官日记》中之所以记载大量的联语，除去上述所载周长森个人喜欢作联，联语具有丰富的意涵之外，还与联语在清代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在人际往来和社会关系中占据不可或缺的位置有关。

和诗歌一样，对联也是相当重要的社交媒介，清人日记中关于往来赠送对联的记载极为频繁。在周长森《莅官日记》中，如同治九年九月十一日 ，“午后，宴幕客于心范斋。作各处楹联”。对联在此是作为一种礼物，在社交圈内传播。对联的赠送，因而也成为周长森有意识地经营地方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。同治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，周长森连写四副楹联，其中两副赠送给书院刘山长，一则祝刘山长八十诞辰，另一联则在赞扬刘山长之余论及二人关系为“蓉江诗为旧交吟”。此外两联，一是赠送给桶冈监生朱涌泉，另一副对联则赠送铅厂处士罗二桐。其中有的是祝寿，有的则纯是勖勉。这表明，对更为基层的读书人而言，对联是维持关系的有效媒介。

对周长森而言，许多对联是被动的产物，另外一些对联却是有意为之的结果。以过年时所需的对联为例，一方面这是传统年俗的规定性内容，另一方面，周长森也借此推广春联。同治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记云，“课家僮书春联，各拟新语”。十二月二十七日，“制春联，命家僮书之，粘于内外楹。命各庙及科房皆张灯庆贺，以地方僻陋，稍化以文明，为升平景象也”。周长森日记提及“化以文明”，未知具体所指，可能隐含的意思是，崇义县城偏僻，一些地方甚至没有贴春联的习惯；另一层意思则是他意在通过春联内容宣示教化。当然，与春联配合发挥文明教化作用的，还有衙署各房张灯庆祝，共同营造出的其乐融融的升平气象。

周长森所作大多数联语的教化功能都是较为隐晦的，希望在潜移默化中发挥作用。不过，另有一些联语则与地方事务密切相关。

对周长森这样的地方官员来说，创作对联不仅是为了制造礼物，而且也是一种行政事务。有相当多的对联即来自崇义县民众的请托，民众在完成地方建设工程（修庙立学、修桥铺路等等）之后，为了给这些工程寻求官方庇佑，往往请其办理。同治十年三月二十八日，周长森住在万寿宫，“寺下又真君庙，土人醵钱修辑，廓而大之，以匾联为请；余诺之，且允作记刊碑”。一个多月以后，周长森果然遵守诺言，为许真君庙题写联匾。同治九年五月初六日，周长森接连作了五副联语，包括绅士杨仁琛修路建“镇崱楼”，地方人士修建许真君庙，地方名胜通安阁、青莲庵等。联语由此成为表彰地方绅士参与地方治理的重要手段，也成为地方建设工程所不可获取的文化符号。

在成功处理地方事务之余，联语还成为周长森记载这些事务的重要标记。同治十年三月二十三日下午，周长森处理了崇义秀罗村的一桩同族恶性讼案。事情的起因是秀罗村王氏为村中巨族，后代分为三支。其中上村一支有南宋时期的古坟，坟旁有大树被风吹折，于是砍伐树木。下村的王氏则认为树旁的地方是他们的“社”基，坚决不肯让步。下村村民还在王槐珠带领下，携带军械威胁上村。于是上村人前来县衙控诉，周长森原拟调解，不料下村也来控诉。于是，周长森奔赴两村，对着数百人当堂断案。最终通过谱牒文献查明“坟无碑，社无界”，于是断令上村占有地基，但不存在“社”；上村可以祭拜古坟，但不可再葬，树木砍伐后不能再种。两村百姓对此心悦诚服。这场持续数十年的争斗也就此画上句号。定案以后，周长森“命两造各立一旁，族证举觞为礼。饮毕，赠以联句，云‘木本水源，三族联为一气；上和下睦，片言永定千秋。’跋云:‘同治十年三月下浣，余以公事抵秀罗。适王氏族众以小嫌涉讼，为之冰释。爰举俚语，成二十字赠之。俾三族各制一联，悬诸祠宇，庶几世世子孙，毋负长官之厚望也。’”此时周长森制定的对联，无意中承担了三项功能，第一，承担了官方案件调解书的作用；第二，在王姓三族内起到契约文书的作用；第三，成为秀罗村王氏三族集体记忆的元素。

与诗文所呈现的周长森的孤独的文学世界相比，对联在周长森执政崇义县的过程中，显然扮演了一个更为丰富多彩的角色。对联不仅帮助周长森经营与地方绅士的关系，也深度参与他在崇义的各项行政工作。这些对联显著地展示在地方重要的遗迹和其他景观中，成为周长森宣示权威，推行教化的手段。而民众从简明扼要的对联阅读中，也能部分感知行政的趋向。即便他们仅仅只能“观看”对联，也将从对联在场所中的重要位置生发尊敬之情。对联由此成为基层官员与民众为数不多的文字沟通管道，也因而镶嵌在基层日常行政运作中，参与了政教的宣传教化活动。

四、处于文学边缘的知县阅读的意义

同治年间，就文学世界而言，周长森无疑是一位边缘人物；就政治世界而言，周长森在崇义县却是当仁不让的中心。政治领域内的中心与边缘视角，用于研究周长森的日记，很有可能走向一个历史学的问题。若从文学角度考察周长森的日记，则这位文学边缘的知县的文学活动却又乏善可陈。然而，如果将这位文学边缘的知县的文学活动置于他整个的“文字世界”之中，则可能见出对历史和文学研究均有启发的题目。

首先，周长森的文字世界既能反映主流文学世界与“杂字世界”的交流状况，也有助于看清它们之间的隔阂。这就为重新思考明清识字率问题，提供了一条新的可能出路。

一般民众的识字率问题是明清研究长久不衰的话题。研究者可能普遍预计这样一种立场，文字不仅是庙堂的，也是属于民间的。于是，一道鲜明的阶层分界线就轻而易举地划分而出，那些参与科举考试的人，显而易见地被划入识字的群体，被列入识字群体的统计数字之中。这种划分简明扼要，却也让科考路上的读书人被之后的研究搁置一边。人们转而关注“不识字”的民众，从杂字、日用书等角度，考察科考以外百姓的文字世界，即人们更愿意关注费孝通所言的“文字下乡”问题。如果以传统的庙堂和江湖来划分这种研究的分界，似乎科考路上的群体属于文字世界的庙堂阶层，而科考以外的一般民众是文字世界的江湖人士。在一种研究眼光普遍“向下”的时代，此类倾向无可非议。可惜，在识字率问题上被边缘化的读书人群体，同样有他们的关于文字的问题。这些读书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被纳入文学研究的范畴，而更为广大的读书人群体，同样从事许多文字工作。他们也写诗，也作文，然而所作诗文看起来是在文学世界的边缘，而最终的输出对象又恰恰是一般所谓不识字的民众。这就赋予这部分人的文字以独特的价值。这部分人可能是知县、衙役等等，他们的文字贡献，既不属于主流的文学世界，也不属于民众的杂字世界，却又游走二者之间。这种边缘属性，令知县等人（如周长森）的文字世界别有魅力。就主流文学世界而言，这些文字是可以视作“文学下乡”活动的产物，是主流文学世界在基层的展演；就民众的杂字世界而言，这些文字又是“文字出乡”的反映，即这些文字能够部分折射民众的基本生活面貌。

其次，周长森的诗文世界反映了文学史中被遮蔽的一些情况。周长森的诗文创作为解读县级以下地方的诗文创作、诗文流通提供了鲜明的材料。就周长森而言，这些诗文渗入地方相当困难，大多数的诗歌因而沦为个人的自娱自乐。就日记所见的材料看，无论图写山川，还是宣扬政教，周长森的诗文并未在崇义县引起什么反响。这表明，文学史所呈现的清帝国文学世界，在偏僻地区很难下沉。在文学领域，我们或许可以说，清代存在“文学不下县”的状况。类似周长森这样的知县，就是主流文学世界流通的最后末梢。因而，这些文学边缘人也有可能成为探测文学中心动向最敏感的部分。

如此一来，利用周长森的阅读书单，也可能挑战一些传统文学史知识。由于文学史普遍关注主流文学世界的变迁，故论及乾嘉以后的诗坛，人们多以“性灵派”“肌理派”等大的诗学流派统摄，至于晚清，则是宗宋诗风和“同光体”波澜不已。然而，在文学史关涉的主流诗文世界之外，中下层读书人诗文好尚可能大不一样。例如，周长森即特别喜欢性灵派诗人的作品，其中尤以蒋士铨（1725-1785）、张问陶（1764-1814）两家为甚。同治九年正月二十七日，“午后，翻《忠雅堂集》”。此后的三四月份，周长森均在阅读张问陶的诗集。四月初十日，“读《船山诗卷》”。四月十四日，“读《船山诗集》。船山先生生于乾隆甲申，前予六十年，其宦迹终于莱州知府”。四月十六日 ，“阅《船山诗集》”。四月十九日，“读船山《药庵退守诗编》”。当然，周长森对袁枚诗集也比较喜欢。同治九年闰十月十五日日记云，“灯下检得《随园诗集》，阅七、八两卷”。可见，袁枚诗集久已在他行囊。如周长森这样的中低层文人的诗文宗尚，表明性灵派诗歌的影响在袁枚等人之后，仍有强大的影响力，晚清诗坛并非完全是宗宋诗风和“同光体”的天下。

再次，周长森“文字世界”里的联语输出，为研究晚清地方文治提供了一扇窗口，同时也为联语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占据位置提供了证据。联语在清代特别繁盛，就外部因素而言，可能与清代社会治理日趋完善有关，各类物质建设和社会事务的处理最终可能都离不开联语收束；就内部因素而言，联语和诗歌在体式和传情达意上存在诸多相通之处，清诗的繁荣可能带动了联语的兴盛。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：联语位于“文学世界”与“杂字世界”的交互地带，为精英文人和普罗大众之间建立文字联结提供了重要的通道。正如程艾蓝（Anne Cheng）在《中国思想史》绪言所说，“汉语文本就是一块布匹，需要读者适应其中反复出现的纹路。它如一把梭子在同一块经纱上穿来复去，给人不断重复传统论调的印象。我们需留意它一点点描画出来的图案，因为这正是其幽深之处。”在明清文化语境中，联语可能就是这样一块特殊的布匹。精英文人大量使用联语，普通民众也参与联语的观看与写作之列，证明联语是清代“普化凡庶”的有益工具，联语的这项重要功能可能为许多文人把握到了。

将日记这种特定文献视作理解世界的普遍基础，固然不对，毕竟，日记并非解码万物的万能钥匙。然而，如果在文学边缘深究周长森《北上日记》《莅官日记》的意义，则它的确反映了晚清一类官员文人独特的“文字世界”。

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、整理与研究”（18ZDA259）阶段性成果，由澎湃新闻（thepaper.cn）首发。作者单位为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。

责任编辑：彭珊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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