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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读

东汉末年，皇权暗弱，外戚宦官交替专权，导致政治腐败，社会动荡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种种迹象表明，此时的东汉王朝已积重难返，政权更替的节点已现。

公元184年（甲子年）爆发的黄巾起义，给了危如累卵的东汉王朝重重一击，加速了其衰亡的进程。在汉灵帝驾崩后，东汉王朝的皇权迅速旁落，皇帝成为被操控的提线木偶，而董卓、王允、李傕以及郭汜等人则先后入主朝政，成为东汉王朝真正的“话事”人。

无独有偶，董卓、王允、李傕、郭汜等人均为凉州或并州籍。如果再算上老家是并州的丁原以及吕布，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，在袁绍、曹操等人崛起之前，政坛上叱咤风云、呼风唤雨的人物，原来均出身凉州或并州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手中握着凉州军或并州军的兵权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，在东汉末年（曹操等人崛起之前），为什么并州军、凉州军会处于无敌的地位呢？

要搞清楚这个问题，首先要从东汉王朝的奠基者，光武帝刘秀说起。

源起：刘秀矫枉过正，裁撤郡县兵留隐患

汉光武帝刘秀，绝对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具偶像气质的皇帝之一。在他身上不仅有 “娶妻当娶阴丽华”的浪漫爱情故事，也有“仕宦当作执金吾”的理想追求，最后也是喜闻乐见的大团圆结局：既娶到阴丽华为妻，又当上了皇帝。试问，如此励志而又充满神奇色彩的故事，有谁不爱呢？

另外，刘秀还是一位为人宽厚、才备文武的皇帝，被誉为“最有学问，最会打仗，最会用人的皇帝”。不过，人无完人，他为避免重蹈西汉亡国的覆辙而做出的一项决定，就因为矫枉过正，反而成为了导致东汉灭亡的催化剂。可以说，刘秀既是东汉王朝的创建者，也是东汉王朝覆亡的罪魁祸首之一。

今国有众军，并多精勇，宜且罢轻车、骑士、材官、楼船士及军假吏，令还复民伍——《后汉书・光武帝纪》。

建武七年（公元31年），经过将近六年的东征西讨后，刘秀已经控制了除陇右和巴蜀之外的广大中原之地，基本上统一了中国的东部，统一中国指日可待。

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，刘秀开始未雨绸缪，想方设法巩固东汉王朝的统治。他首先吸取了西汉前期三公权重的教训，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，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。成功架空了三公；随后，他又从绿林军、赤眉军均是以原郡县兵为主力，以及他自己也是征兵制受益者的事实中吸取教训，对沿用下来的西汉军制进行改革：裁撤了以轻车、骑士、材官、楼船以及军假（代理）吏为主体的郡县兵，同时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项目，只保留了边郡军队。也就是说，东汉的正规军只剩下以南北军为核心的京都兵，以及由内附的胡人（游牧民族）为主力的边防军队。

刘秀罢郡县兵的目的很明显，那就是要达到釜底抽薪的目的。让普通老百姓没有接受军事训练的机会，从而防止绿林军、赤眉军式农民起义再次出现。但是，这样做的弊端也很明显，那就是不仅让边军独大（最后失控），而且使以匈奴为代表的“胡人”，逐渐成为了军队中的精锐。

东汉学者应劭就对此事痛心疾首。他在《汉官仪》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罢郡国兵所造成的严重后果。

应劭：自郡国罢材官、骑士之后，官无警备，实启寇心……尔乃远征三边殊俗之兵，非我族类，忿鸷纵横，多僵良善，以为己功，财货粪土。哀夫民氓迁流之咎，见出在兹，不教而战，是谓弃之。迹其祸败岂虚也哉——《汉官仪》

不幸的是，应劭一语成谶。

综上所述，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后，为了巩固东汉王朝的统治，他吸取了西汉以及王莽新朝灭亡的教训，在政治、军事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。但却因矫枉过正，埋下了让边军独大、失控的隐患。

演变：游牧民族内迁

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随即调转枪头南征北越，北击匈奴。匈奴战败被迫向北迁徙，秦设置九原郡，并连接秦、赵、燕5000余里的旧长城，同时修筑北起九原、南至云阳的直道，构成了北方漫长的防御线，匈奴被挡在疆域之外，不能越雷池半步。

可惜秦朝早亡，从而给了匈奴反扑的机会。公元前200年，匈奴首领冒顿单运用诈败计，成功将刘邦围困在平城白登山上，刘邦被迫以和亲为条件，才得以脱险。此后，西汉一直采取屈辱的“和亲”政策，每年送大批财物给匈奴，以换取边疆的安宁，但冒顿单于却得寸进尺，并未完全停止侵扰汉朝边境的军事行动。

直到汉武帝刘彻登基执政后，才开始用军事手段代替和亲政策来解决匈奴的威胁。他通过三次大规模战役给予匈奴致命打击，收回河套地区，夺取河西走廊，封狼居胥，将汉朝的北部疆域推至漠北。而匈奴则被驱逐到了大漠以北，已无力再次渡漠南下。

此后，匈奴在其它游牧民族及汉朝的轮番攻击下，内部纷争开始激化，进入五单于争立时期。随后呼韩邪单于南下投靠汉朝，并娶王昭君为妻，汉、匈双方相安无事，这种平衡直到王莽专政时才被打破。

王莽建立新朝后，开始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一系列新政，史称“王莽改制”。其中在边防政策方面，他一改西汉后期“以和为贵”的策略，主动挑起争端：先是将原本臣服于汉朝的等属国统治者（包括匈奴）由原来的“王”降格为“侯”。接着又收回并损毁了“匈奴单于玺”，随后更进一步，羞辱性地将匈奴单于的称号改为 “恭奴善于”（后又改为“降奴服于”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包括匈奴在内的各族拒绝臣服于新朝，边境战事再起。

东汉初期（公元46年左右），匈奴单于舆去世。他生前违背呼韩邪立下的“单于之位传弟不传子”的遗言，让自己的儿子继承了单于之位，从而埋下了匈奴分裂的种子。雪上加霜的是，当时匈奴境内因遭受连年干旱和蝗灾，同时瘟疫流行，出现了赤地千里，草木尽枯，人畜死亡过半的人间惨剧。

此时，呼韩邪单于之孙日逐王比趁机发难，自立为呼韩邪单于（二世），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。随后，呼韩邪单于重演当年祖父老呼韩邪单于的举动，率领八部匈奴贵族（南匈奴）投降了汉朝，表示愿意替东汉抵御北虏（北匈奴）。光武帝经过深思熟虑后，同意南匈奴的请降，但将南匈奴的单于庭迁到云中郡。至此，匈奴正式分裂为南、北二部。

在南匈奴的示范作用下，乌桓、鲜卑等游牧民族也先后归顺了汉朝，并开始内迁。东汉政府派遣护乌丸校尉、度辽将军、使匈奴中郎将、护羌校尉等官员负责协调、监护对应的游牧民族。

综上所述，东汉时期，因朝廷采取了比较缓和的民族政策，再加上匈奴出现内讧，以南匈奴为首的主要游牧民族归顺了东汉朝廷。此后，游牧民族内迁，汉、胡（游牧民族）之间的融合开始加速。

军事策略：以夷制夷

东汉初期，刘秀对待游牧民族的政策以防御、忍让为主。东汉在北部边境加强防御，修烽火，筑亭障；在匈奴抄掠严重、汉军无力防御之地则采取消耗敌人的策略，直接将边民内迁，以让匈奴无物可掠。而在南匈奴等游牧民族（部落）归顺朝廷后，光武帝采取了“以夷制夷”的军事战略：将南匈奴、鲜卑、乌桓为己所用，共同攻击北匈奴，迫使北匈奴西迁，远离边疆之地。

据史料记载，在东汉对北匈奴的三大战役（天山之战、稽洛山之战、金微山之战）中，羌族、乌桓与南匈奴参战的兵员都在万人以上，这些游牧民族军队或者独立作战，或者在汉军将领的监护之下作战，与东汉军队相互配合，几乎在所有战役中都取得胜绩，重创了北匈奴军队。

胡人是马背上的民族，从小就弓马娴熟。胡人的作战方式正是以骑射为主的运动战，经常在边境来去如风，让以步兵为主力的中原军队防不胜防，吃尽了苦头。但随着南匈奴等胡人归顺成为内属，加之东汉募兵制成为主流，胡人逐渐成为了边军的主力，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“保塞羌胡”。

其后匈奴惩乂，稀复侵寇，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，安定、北地、上郡流人避凶饥者，归之不绝——《后汉书•窦融列传》。

但是，东汉的“以夷制夷”战略却存在着致命的漏洞，那就是忽视了胡人全民皆可兵的客观事实。在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后，东汉朝廷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对南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控制，南匈奴参与了东汉末年的中原混战，蔡邕之女蔡文姬就在战乱中被掳掠往（南）匈奴。

（董）卓众来东下，金甲耀日光。平土人脆弱，来兵皆胡羌——《悲愤诗》

而中原大混战的主角，同时也是罪魁祸首的董卓，他手下的无敌凉州兵，主要成员也是胡（羌）人。至此，汉光武帝亲手埋下的炸弹，已正式引爆。

综上所述，东汉时期，光武帝罢郡县兵（但保留边郡军队）、实行募兵制的政策，恰好遇上匈奴内讧分裂为南、北两部。随后，以南匈奴为首的数个游牧民族归顺了朝廷，因此使东汉在边疆实行“以夷制夷”的战略得以实现。但是，“以夷制夷”战略是把双刃剑，此战略使胡人成为边军的绝对主力，其恶果很快显现。

恶果：并、凉军队纵横天下无敌手

并州是“汉地九州”之一，自古就是戍边的重地。汉武帝元封中年置并州刺史部，正式成为天下十三州之一，领太原、上党、西河、云中、定襄、雁门、朔方、五原、上郡等九郡，是当时中国战马的产地之一。

东汉时期，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二世率部众归顺朝廷，东汉政府将他们安置在北地、朔方、五原、云中、定襄、雁门、代郡等边郡，助汉守边。同时，被光武帝安置在并州境内的，还有投靠朝廷的乌桓人。

东汉的募兵制度简直就是为南匈奴等游牧民族（胡人）所设。因此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并州边防军中胡人士兵的比例逐年增大。中平五年（188年）三月，并州刺史张懿在与胡人的作战中兵败被杀，丁原继任为并州刺史，随即打造出一支以骑兵为主，步兵为辅的精锐之师：并州兵。

丁原以及吕布、张辽、张杨、李肃等并州兵的高级将领，均为清一色的并州（籍）人。另外，并州兵成员主要由乌桓以及汉组成。

凉州简称雍凉，地理位置扼要，自古就是“人烟扑地桑柘稠” 的富饶之地，素有“通一线于广漠，控五郡咽喉之重地”的称号，也是“汉地九州”之一。与并州一样，凉州的河西走廊地区也是著名的战马产地。

秦朝时期，月氏人游牧于河西武威与敦煌地区，西汉早期，匈奴开始崛起，击败大月氏据有雍州。汉武帝时期，卫青、霍去病击败匈奴，收复河套地区，夺取了河西走廊，设立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四郡。西汉元朔三年（前126），汉武帝刘彻将古雍州改名为凉州，成为天下十三州之一，领河西诸地，成为西汉战马的养殖基地（山丹军马）之一，享有“凉州畜牧甲天下”的美誉。

在军事上，凉州具有“北却匈奴，西逐诸羌”的独特战略地位，是汉朝防范匈奴等游牧民族的前沿阵地。因此，光武帝虽然罢郡县兵，但却保留了凉州的边军。凉州军以羌人为主，作战方式同样是以骑兵冲击为主，步兵进攻为辅，包括董卓在内的高级将领均为凉州籍。

综上所述，游牧民族内迁，光武汉帝推行“以夷制夷”军事战略，以及募兵制的盛行，造就了并州军、凉州军这两支强悍的边军。更糟糕的是，在募兵制度下，兵员只效忠于军饷的发放者，这就使并州军、凉州军逐渐成为了州刺史（州牧）的私人部曲，这就使后来董卓进入洛阳成为了可能。

结语

董卓正是倚仗着凉州军的强大战力，才得以从一个边郡的州牧，空降洛阳成为权倾朝野的权大臣。此后，王允借助以吕布为首的并州军力量，成功除掉了董卓，并取代董卓成为新的权臣在董王允。但好景不长，王允与吕布将相失和，给了李傕和郭汜机会，随后，李、郭两人率西凉军击败吕布的并州军，获得了入主朝政的资格。

董卓、王允以及李傕和郭汜之所以能够在朝廷轮流坐庄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智慧过人，或者是天生的战略家，而是因为他们手中的西凉军、并州军过于强悍，当时中原尚无军队能与之抗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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